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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么如果安史之乱没有爆发，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

    首先是组织的问题，唐朝地方实施州县二级制。中央管理360个州，每个州管理五到六个县，这样的后果是：一、中央无法有效管理地方；二、中央要能有效管理必须往上加一层，但因为军事问题，这一层要有很强的军事管理能力及财政能力，所以就出现了节度使的体制，在节度使体制下，中央的权力必然削弱，权臣割据的可能性增加。

    再来谈军事的问题，北魏以来的府兵制无以为继，张说提议募兵，但募兵也带来很大的后遗症，第一：财政负担大幅上升。第二：将领的管理。如果让将领持续带同一批军队，给将领比较大的权力，则将领会拥兵自重，这是皇帝不愿意见到的，如果将领经常轮调，则将不知兵，兵不信任将领，打仗很难取胜，而且唐朝的外患能力均不弱，契丹、突厥、回纥、吐蕃，唐朝一定要维持强大的军力。

    第三、财政的问题：均田制随人口增加，经济发达的毁坏，税制需要大幅改革，两税制是正确的方向，但是两税制需要更分权的组织去执行，才能清楚了解各地的状况与差异，特别是土地买卖与交易的状况，而且经济作物的兴起更加深征税的难度，但唐朝的一级组织数量太多，刺史的评级虽高，能力却不高，中央官员也不愿意来当刺史，也很难形成良好的中央地方论调机制（中央同品级官员远少于地方）

    这些问题，也会让唐朝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其情况，会有点像宋朝为什么在太平盛世，国君也算贤明的情况下，王安石要提出改革，因为社会碰到很大的问题，王安石改革不成功有他个人因素，但也可以说在那时候的技术条件下，王安石就算做的更好一点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成功，无法做的更好了。

    所以我说，即使李隆基做得好一点，情况也只会是软着陆，当然软着陆还是比硬着陆好的多。

    不过，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
    （连载更新）

    这时，崔希逸的属下孙诲到京城奏报公事，这个孙诲是功名心热的投机分子，在了解朝廷的状况之后，他认为有机可乘，于是打算以这件事作为晋身之阶，于是向皇帝奏报吐蕃边界没有设防，如果派兵突袭，一定大获全胜。（可见崔希逸应该没有跟中央奏报这件事，不过孙诲也很可能没有跟中央提到崔希逸跟吐蕃人的私下协定，就把他长官给卖了）

    李隆基赞同，于是派遣内给事（宦官）赵惠聪跟孙诲一同前往河西了解状况，便宜行事。两人到达河西后。假传诏书给崔希逸，命令其出兵，崔希逸不得已，只好出兵。打破吐蕃军，只有乞徐力一人逃脱，孙诲、赵惠琮都受到重赏，但从此吐蕃跟唐朝断绝邦交，不再前来朝贡。

    除了这几件不协调的事情外。张守圭的军队管理，也发生变化。

    简单形容其状况，可以用八个字总结：“将领骄奢，士兵厌战“

    开元二十六年，边塞诗人高适的诗很真实的反映这一状况。

    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“；”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“

    那我们怎么知道高适的这一首诗是在反应张守圭的军队状况，而不是对整体状况的泛泛之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诗的序言就很清楚了，“开元二十六年，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。作《燕歌行》以示适。感征戍之事，因而和焉。“而所有的注解都会告诉你，元戎指的就是张守圭，而据史书记载，高适这段时间就是呆在幽州。

    在此情况下，张守圭的厄运果然很快就发生了。开元二十六年（公元1938年），张守圭下面的部将赵堪、白真陀罗假传张守圭的命令（会假传命令表示军纪已经松弛），逼迫平卢（辽宁省朝阳市）军使乌知义出军讨伐奚部落叛军（位于内蒙巴林右旗附近），乌知义不愿进军，白真陀罗就假传皇帝诏命。要求乌知义出兵。

    乌知义无奈，率兵进击奚部落，初期因为出其不意，奚部落败退；但奚部落很快集结部队反攻。唐军失利。张守圭向朝廷隐瞒战败的消息，反而以大捷向朝廷报告。

    纸包不住火，战败的消息还是走漏了，朝廷派宦官内谒者监牛仙童前往幽州调查，张守圭用重金贿赂牛仙童，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到白陀罗真的身上。并且逼白陀罗真自杀灭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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