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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比如，各个特别区的地理位置本就特殊，它们要么是处在边疆，要么就是孤悬海外，那里的官员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，远比内地的官员们要重大的多，所以就该多拿。而至于那些光拿钱不干活的什么什么“司局级单位”，则是多一个都不行。

    当然，伴随着这条“多劳多得的官员路线”的，还有一条官员的升迁法则。不论是各个省、自治区、特别区和直辖市，还是政fu的各个中央部所严格执行的，都是重能力而不在乎什么所谓的等级的擢升规矩。

    周秀英能够从上海市副市长这个才是“副司局级”的岗位上，一跃而成为相当于“副总理级”的国家外jia委员会副主任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

    也许有人会说，唉，你就说呗，反正是朝里有人好做官，就连例举的这个周秀英也是一样，倘若没有上层人士的提携，没有身为政务院总理的郑南的举荐，她恐怕也不会“平步青云”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，毕竟千里马都是伯乐发现的。

    但别忘了，在太平天国政fu的律法里还有这样一条铁的规矩，那就是一旦出了事，“伯乐”要与“千里马”同罪。

    一八七八年，已经出任太平天国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李秀成，经过慎重的挑选，用一生中仅有的那一个保荐名额，将一个八岁的孩子推荐进了红军大学少年班。

    按照正常的情况，这个八岁的孩子可以在红军大学中无忧无虑地完成十一年的学业，再从一名红军的基层指挥员做起，最终成为一位红军的优秀将领。

    但遗憾的是，仅仅就在四年后，这个孩子就因为学习态度极差且顽劣不改，而被红军大学除名。

    这个结果一出，不仅直接导致了李秀成由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落马，还使其额外背上了军衔由上将被降为中将的处分，抱憾退休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举荐他人升官，可不是一个好玩的游戏。

    而北京，作为太平天国中央政fu的所在地，自然凡事都要充当表率。

    到一八六八年年底，全北京除去处在主城区的东城、西城和永定三区之外，原本环绕在主城区周围的那二十个州县都被已经被进行了整合，最后，仅仅剩下了七个县。

    这七个县分别是：大兴县——今大兴、丰台；通州县——含今北京的通州及属于今河北省的三河、大厂、香河等一部；密云县——今怀柔、密云；顺义县——今顺义、平谷；延庆县——今延庆、昌平；宛平县——今头沟、石景山；房山县。

    同样也不例外的是，在待遇上，主城区的三个区与远近郊的七个县也不会相同。

    东西城和永定三区，作为北京市府的直辖区，尽管在行使行政权限方面，可以完全与七个远近郊县一样，拥有各自的独立但在待遇上，主城区的三区官员，却低于远近郊七县的官员们。道理很简单，在太平天国政fu的管理体制上，县就是要比区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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