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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南漕以铁路转运，工成亦须二、三年，无论缓不济急，而商船歇业，饥寒迫而盗贼兴，其害一。

    山东黄河泛滥，连岁为灾，小民颠连困苦，今若举行铁路，以千余万之资，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，将怨咨而寒心，其害二。

    清江浦为水陆要冲，南北咽喉，向非通商码头。铁路一开，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、增设侦栈、起盖教堂。以咽喉冲要之地，与夷共之，其害三。

    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，蓄念十余年矣！今中国先自创之，彼将如法而行。许之则开门揖盗，拒之则启衅兴戎，其害四。

    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，广开铁路，四通八达，关塞尽失其险，中国将何以自立？其害五。

    如谓易于征兵调饷，不知铁路虽坚，控断尺地，即不能行。若以兵守，安得处处防范？其害六。

    如谓便于文报，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，一昼夜可六七百里，有速无迟。“

    刚念到这里，李鸿章笑了出来，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，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，“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，我可真服了他了！”

    他提高了声音说，“列公请想想，一个钟头走五十里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？不是一千两百里吗？与六七百里比较，说是有速无迟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？”

    其实，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，李鸿章早就听说了。在他看，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，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，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，不值得一驳。

    唯一成理由的是，要掘平许多坟墓，坏了人家的风水，然而为了富国强兵，也就顾不得那许多。

    于是在举座相顾，踧躇沉默之际，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：“同治五年，恭亲王跟文忠创设同文馆，取用正途，学习天文书算之学，言路大哗，倭文端亦有封奏，请立罢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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