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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清朝末年，英国一个探险考古队受「马可波罗游记」的影响，到新疆去查证游记上提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某处曾有的一些村落。时隔多年，村落已被沙漠黄沙掩埋，然而探险队员在游记上说明的地点大概位置向下发掘，果真掘出屋顶和帐篷器具、衣料、日常用具等物品，证实马可波罗的记载论述没有错误。

    但是也有学者认為是马可波罗只在中东黑海遇上多名波斯商人，从其口中听说中国、日本和蒙古帝国等地的故事，实际上从未到过距离黑海数千公里之遥的远东多国。

    大英图书馆的中国文献部门主管弗朗西丝伍德曾在1995年出版《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？》，指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从未提及过缠脚、筷子及万里长城等中国事物，中国官方文献亦无马可波罗家族与中国有直接联繫的纪录，其家族财產中甚至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物件，因此推测他根本未到过中国。

    2011年，义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彼得雷拉教授提出新证据，指出马可波罗的游记有多个不合理的地方。

    例如对1274年及1281年忽必烈两度进攻日本的描述，多次出现了自相矛盾及错误，并且混淆了两次进攻的细节：马可波罗称，第一次进攻的舰队离开朝鲜半岛后，在抵达日本海岸前受到颱风吹袭，但是实际上舰队是在第二次进攻时遇上颱风的。

    彼得雷拉质疑马可波罗若亲身目击事件，不可能混淆相隔七年的两件事。彼得雷拉亦指出马可波罗对蒙古舰队的描述，与考古团队在日本发现的船舰残骸不符：马可波罗称蒙古人使用五桅帆船，但是实际上船舰隻有三桅帆船。

    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，他自称献拋石机帮助攻打襄阳，献炮的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，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為证。

    此外马可波罗多次以波斯语描述地名和物件名称，而非使用当地所使用的语言：例如他指蒙古人用称為「chunam」的沥青令船身防水，但「chunam」其实是波斯语的「沥青」，汉语和蒙古语中并无此词。

    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汉学教授傅汉思在其著作《马可波罗到过中国：货币、食盐、税收方面的新证据》一书中说明：马可.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準确的，足以证明其真实性。

    例如对他為何从未提及长城的质疑，中西方歷史学界早有共识，认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，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。

    又如对现存的中国文献中為何找不到关於马可波罗记载的质疑，傅汉思认為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，因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宗本篤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，也从未出现在中国歷史文献中。

    傅汉思认為，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、食盐生產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，这在当时的欧洲、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準确而详尽的描述，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於他本人的经歷。

    马可波罗在其「游记」中说，他在中国时懂得四种语言，包括它们的字母和写法，但没有明说是哪四种语言，因此，引起后人的揣测。近代法国人颇节认為，马可波罗懂得的是汉文、回鶻文、八思巴蒙古文和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波斯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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